历史人物李鸿章故事
李鸿章是晚清政坛上的重要人物，他在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；历史人物李鸿章故事你了解多少？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历史人物李鸿章故事简介，欢迎大家分享。
历史人物李鸿章故事
李鸿章(1823年2月15日-1901年11月7日)，本名章铜，字渐甫、子黻[fú]，号少荃(一作少泉)，晚年自号仪叟，别号省心，安徽合肥人，中国清朝晚期政治家、外交家、军事将领。世人多称“李中堂”，又称“李二先生” “李傅相” “李文忠”。
李鸿章为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进士，早年随业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，并受命组建淮军，因战功擢升至直隶总督，兼北洋通商大臣，累加至文华殿大学士，封一等肃毅伯。期间着手办理洋务，创办了北洋水师。甲午战争失败后，作为特使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后被启用为两广总督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后，参与“东南互保”，并北上谈判，次年与庆亲王奕劻代表清政府签订《辛丑条约》。不久即病逝于北京，享年七十九岁。死后获赠太傅，晋一等肃毅侯，谥号“文忠”。其著作收于《李文忠公全集》。
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与曾国藩、张之洞、左宗棠并称为“中兴四大名臣”，慈禧太后视为“辅佐中兴，削平大难” 及“匡济艰难，辑和中外” 之人。同时西方有视之为“当世三杰”者 。但因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加之个人贪腐、决策失误等问题，也招致诸多批评。
李鸿章早年经历
1823年(道光三年)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东乡磨店乡。[2] 父亲李文安，母亲李氏，兄弟姐妹八人，李鸿章排行老二，故民间又称“李二先生”。谱名章铜。李鸿章[3] 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。他少年聪慧，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，攻读经史，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。1840年(道光二十年)，中秀才。1843年(道光二十三年)，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。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，函催鸿章入北京，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。鸿章谨遵父命，毅然北上，并作《入都》诗10首，以抒发胸怀，为世所传诵。有“一万年来谁著史，三千里外欲封侯”一句。他以诗言志，有“遍交海内知名士，去访京师有道人”之宏愿。
入京后，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，遍访吕贤基、王茂荫、赵畇等安徽籍京官，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;同时，由于科场顺利，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(举人)、丁未(进士)两科中，人才济济，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，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。1844年(道光二十四年)应顺天府乡试，考中84名举人，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，同年与周氏完婚。李鸿章年轻时画像1845年(道光二十五年)入京会试，以年家子身份受业曾国藩门下。[5] 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，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(孙锵鸣之师)，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，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，均有一定的启迪;而以潘、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，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，也予以极大的支持。然而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，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“乙丙之际”(即1845—1846年)，即以“年家子”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，学习经世之学，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。当时，曾国藩患肺病，僦居城南报国寺，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。报国寺又名慈仁寺，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。
面对内忧外患，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。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，旗帜鲜明地增加了“经济”，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。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“朝夕过从，讲求义理之学”，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“才可大用”，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、陈鼐、帅远铎等一起，称为“丁未四君子”。太平军起，曾、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，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，足见期望之殷。1847年(道光二十七年)中进士，列二甲第十三名，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。同时，受业曾国藩门下，讲求经世之学。1850年(道光三十年)翰林院散馆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充武英殿编修。
李鸿章轶事典故
字号别名
李鸿章在《辛丑条约》的签名，右半部分左下有一个“肃”字
李鸿章在《辛丑条约》的签名，右半部分左下有一个“肃”字
李鸿章的谱名是章铜，字为渐甫、子黻，号少荃(一作少泉)，到晚年时自号仪叟，别号省心。因在兄弟姐妹八人中排行老二，故民间称“李二先生” 。同时，因他位至内阁大学士，被视为宰辅，故世人多称其为“李中堂”或“李傅相” 。李鸿章死后谥号“文忠”，故后世又称为“李文忠” 。
此外，从现存《辛丑条约》的原件中可以看到一个类似于“肃”的字，这是李鸿章签名的习惯，在几个条约中均有体现。之所以如此写，是要表示自己在朝廷受封的”肃毅伯”爵位。
曾李师徒
李鸿章受曾国藩影响很大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，他通过父亲与曾国藩同年的关系，师事曾氏，“日夕过从，讲求义理经世之学”。当时，曾国藩患肺病，僦居城南报国寺，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。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，旗帜鲜明地增加了“经济”，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。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“朝夕过从，讲求义理之学 ”，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“才可大用”，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、陈鼐、帅远铎等一起，称为“丁未四君子”。日后太平军起，二人各自回乡办理团练，曾国藩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，足见期望之殷。
到咸丰年间初入曾国藩幕府时，曾国藩深知李鸿章自恃才高气盛，锋芒毕露，真要独当一面，还需再经一番磨砺。于是，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，将其与胡林翼、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;当时，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，如李元度、左宗棠等，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，以挫其锐气。至于曾氏本人，更是身体力行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。如李鸿章爱睡懒觉，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，逼李鸿章每日早起;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，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：待人惟一个“诚”字。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，曾国藩则大谈“挺”经。如此苦心孤诣，使李鸿章的思想、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。李鸿章自称：“我从师多矣，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，其随时、随地、随事，均有所指示。”又说：“从前历佐诸帅，茫无指归，至此如识指南针，获益匪浅。”
结仇翁氏
太平天国起义时，安徽巡抚翁同书弃城逃跑，曾国藩起草《参翁同书片》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：“臣职份所在，例应纠参，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”(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)，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。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仇。